在文章的开头，我们还是需要先做一个简明的说明。今天的文章，核心在于探讨棒子这一称呼的起源，以及它在历史长河中所经历的语义演变。值得强调的是，本文并不带有任何主观的贬低或侮辱意图。 当然，这次我们使用的棒子一词，更偏向于指向那些发明全世界的韩国人中的个别人——那些动辄将中国传统文化据为己有、心怀不轨的人。我想明确的是，这个称呼并非针对普通的韩国民众，而是针对少数不怀善意的个体。 实际上，我们也要清楚，历史上棒子这一称呼并不只用于外国人。在国内，它也曾被广泛用于地域攻击，地图炮式的讽刺可谓由来已久，不是当下社会才出现的现象。例如，文献中曾有穷棒子用来指称靠出卖苦力谋生的人，《清史稿》等官修史书中，也不乏葛兰棒子指东北某些少数民族的记载。 然而可以明确的是，棒子一词最早出现在清朝，在明朝的文献中尚未发现有相关记载。根据现存最早的文献——乾隆年间出版的《皇清职贡图》，其中就出现了高丽国民人，俗呼为高句丽棒子的记载。
关于这一称呼的来源，历史学家们也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和探讨。 第一种观点：房中奴仆论 例如，曾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的韩国教授黄普基提出：中国人所谓的‘棒子’，实际上源自韩语的音译误写。他指出，韩语原本写作??，意为房子内人，指的是古代高丽的奴婢。这一解释在历史文献中有一定依据，比如《王朝实录·世宗实录》记载：昔革寺社奴婢，只于两宗量给，奴称为房子。黄普基认为，‘棒子’作为对韩国人的蔑称，起源于清朝时期。 当时，高丽作为藩属国，经常派使团来北京朝觐，名义上是朝拜，实则索要财物。古代中国奉行怀柔远人的政策，要求地方官府优待使团。然而，使团中地位低微的随从常在中国境内从事盗窃、抢劫、走私等活动。地方县衙出于朝廷指令，往往不得不偏袒这些外来者，对沿途百姓的权益视而不见。久而久之，中国百姓对半岛使团积怨已深，高句丽棒子这一称谓也逐渐演变为带有强烈贬义的泛称。 乾隆三十一年，高丽使臣洪大容来华，他在《湛轩书》中记载了在北京被中国小孩骂作高句丽棒子的经历：有乘车少妇，掀帘窥望，颇艳丽。平仲直视不回避，指点称奇。其帮子看车者，蹲坐帘前，喃喃谇骂，平仲不知觉也。而已有群童数十，竞呼‘高丽帮（棒）子’。
第二种观点：土语泛化论 同时，还有学者提出另一种解释，认为棒子并非源于高丽使团的仆役。韩国中央研究院的刘安琪，以及其在暨南大学任教的父亲刘永连指出：‘棒子’是中国民间长期存在的一种土语，表达轻蔑之意。例如，《清史稿》中称东北少数民族为葛兰棒子，也有人称北方某些落后地区的人为棒子。 在满清攻灭大明的过程中，半岛上的明朝藩属国不仅降清，还在松锦大战中协助清军，而降清后未被要求剃发易服。这让中原尤其是东北地区的百姓，对半岛人民积怨已深。抗日战争时期，部分日据半岛居民协助日本侵略者在华作恶，这进一步加深了这一恶感。孙少颖在《九一八事变与东洋鬼子》中提到：后来日子长了，见到日本兵就便不稀罕了。当然，说是‘日本兵’，也可能是所谓的‘高句丽棒子’。 第三种观点：手持棍棒论 韩国中国研究所的刘光钟认为，半岛居民被称作棒子，是因为日本占领东北时，大量半岛居民被派去充当战区管理者，即所谓警察。这些半岛人不受日本人信任，只配发棍棒，而非其他武器。因此，当时中国人对他们的观感极差，甚至比对日本人还要厌恶。老舍先生在《四世同堂》中写道：日本娘们的开路先锋是高句丽棒子—高级的奴才。她们不单是抢，还由着性儿作践。她们一个子儿不花地吃你几个西瓜，还得糟踏几个。 当然，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，这一称呼源自半岛人大量种植的玉米，而玉米在中国俗称棒子，于是被借用来指代半岛居民。不过这种解释难以成立，实际上半岛主要种植的是水稻和小麦，玉米种植并不多。
然而进入现代后，高句丽棒子这一称谓的指向性愈发集中于韩国人身上。其主要原因在于，韩国多次在传统文化归属问题上试图抢占中国地位，这无疑让中国对韩国的印象和观感下降，也促使这一称呼在民间被越来越广泛地流传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