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份让彭桓武如此赞赏的报告，出自 27 岁的于敏之手，彼时他刚调入研究所两年，却已用 3 年时间啃完了费米的《原子核物理》，将轻核能级、裂变链反应等复杂理论，转化为满纸清晰的推演公式。
没人知道，这位后来的 “氢弹之父”，从未踏出过国门一步。1951 年于敏加入近代物理所时，国内核物理研究尚处起步阶段，能找到的资料只有少量外文期刊译本。
为了弄清欧美科学家的研究路径，他把每一篇外文论文拆开，用中文标注原理，用公式推导逻辑，再按自己的理解重新梳理，最后汇集成满桌的笔记。
这种 “拆分 — 重构” 的学习方式，让他在没有导师指导的情况下，摸清了核物理的核心规律。
1956 年，30 岁的于敏接任理论组组长，研究方向从核裂变转向原子核壳层结构。当时梅耶和简森提出的壳层理论已在国际上引起关注，但国内缺乏相关实验数据。
于敏花了整整一年，把仅有的几篇实验报告翻来覆去研究，对比理论与数据的偏差，最终推导出一套新的能级排列模型，这个模型后来被纳入国内核物理教材，成为研究壳层结构的重要参考。
1961 年冬天，钱三强找到于敏，把氢弹理论预研的任务悄悄交到他手上。彼时全球只有美、苏、英三国掌握氢弹技术，核心环节被绝对封锁，连一张基础构型图都找不到。
于敏没有犹豫，只是回家跟妻子孙玉芹说 “要去做一项重要工作”，从此便从家人的生活中 “消失”，。
他搬进了保密研究所，连通信地址都不能告诉家人，母亲直到去世，都不知道儿子究竟在做什么；孙玉芹后来回忆，“老于连我们家的具体住址，都不肯写在信里”。
更艰难的是计算条件。当时国内大型计算机还在研制中，就算排队等待，也要 15 天后才能轮到 2 小时 “机时”，多数时候，于敏只能用计算尺逐项核算中子截面、能级跃迁等参数。
他的办公桌上，永远堆着写满公式的稿纸，有时一个参数算错，就要推翻前面几十页的推导，从头再来。
可他从没有抱怨过，只是每天埋在纸堆里，像打磨一件艺术品般，一点点完善着氢弹的理论模型。
1964 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时，于敏已经搭建出完整的氢弹热核构型框架，中国科学院后来在总结报告中明确指出：“于敏为中国氢弹构型的最主要发明者。”
从 “百日会战” 到高原风雪：用坚持拼出的真理
1965 年 9 月，上海某核武理论基地里，一场名为 “百日会战” 的攻坚正式启动。
于敏带领团队的目标很明确：梳理出一套完整的 “多级点火氢弹热核反应构型理论”。可最初的几十天里，研究却陷入了停滞，没有现成模型参考，模拟结果反复出错，小组组长换了几任，依旧找不到突破口。
转机出现在第 47 天。于敏在整理一组中子快慢调制数据时，突然发现能量转移模式可能存在 “递进耦合结构”。
这个此前没人注意到的细节，或许就是解开构型难题的关键。他连夜把几十页未完成的方程重新推导，天亮时，一份 “耦合转移设想” 草案放在了团队成员面前。
接下来的 7 天，整个小组围绕这份草案展开核对。他们用计算尺反复验证，用有限的计算机时模拟反应过程，最终确认：这套构型能在起爆、压缩、热输运三个阶段保持稳定性，完全可以作为氢弹结构设计的基础方案。
这是全球首次在未借鉴美苏技术的情况下，自主构建出的热核构型方案，其核心思路，用非同轴多点压缩代替传统单点激发，与美苏的氢弹模型截然不同，却能达到同样的爆炸效果。
美国后来在情报报告中写道：“该构型与我们现有模型存在差异，但最终结果一致，无法判断其技术来源。”
构型方案确定后，于敏又马不停蹄赶往青海西北的试验基地。这里冬季气温低至零下 30 度，常年刮着七级以上的大风，科研人员住的是土坯房，吃的是掺着沙子的馒头，喝的是带着苦味的碱水。
于敏的高原反应格外严重，走百米路就要歇四次，夜里常常因呼吸困难无法入睡，可他每天依旧准时出现在实验室，盯着图纸上的聚变路径，一算就是几小时。
一次，为了确定中子激发概率曲线，他对着一个点位图看了整整三个小时，直到把所有参数核对无误才肯离开。
1967 年 6 月 17 日，当氢弹试验成功的消息传来，于敏站在试验场的风雪里，只是平静地记录下数据。
没人知道，为了这一天，他隐姓埋名 6 年，用坏了几十把计算尺，写下的稿纸能堆满一间屋子。而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跨越，只用了 2 年 8 个月，这个速度，美国用了 7 年，苏联用了 4 年。
直到 1988 年，于敏的身份才首次公开，国家发布说明称其为 “两弹理论突破的核心人物”。在此之前，他的名字从未出现在任何奖章、论文或证书上。
晚年接受采访时，于敏写下这样一句话：“我这一生没出过国，没用过情报，我用计算尺算出来的是真理。”
美国至今想不通的答案，其实就藏在这句话里，于敏没有留学经历，却有着超越常人的专注与坚韧；没有外援支持，却靠着自主钻研走出了一条新路。
他用计算尺丈量的，不仅是物理参数，更是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的底气；他推导的构型，不仅是一项技术突破，更是一代科研人 “以身许国” 的信仰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